博彩业能否适度开放

　　 “赌球合法化”之争

　　2002年揭露“黑哨”的浙江体育局前局长陈培德，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赞同“赌球合法化”：“如果国内联赛秩序井然，公平公正地比赛，再加上制定严密的监管制度，这样，地上的赌球就可以开始。”陈培德认为让足球博彩合法化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刺激消费；第二，可以增加大笔税收；第三，按照国外的某些做法，博彩公司从自己盈利所得当中，要返回相当比例给足球，以作为联赛经费的补充。

　　著名足球记者冉雄飞、李承鹏及足球评论员黄健翔等人都支持“赌球合法化”。北京律师宋云峰认为，禁止赌博在现代交通运输、网络通讯技术、金融工具面前，已经苍白无力，犯者众而罚者寡，成本高而收益小，法律丧失尊严。与其全部堵死，不如疏堵结合，进一步发展博彩业，通过立法规制博彩业，明确特许经营，允许获得许可的地区、企业依法经营博彩业，并征收高额赋税，用于包括群众性体育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同时对于非法经营者予以严厉打击。

　　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马来已经不止一次在“两会”上发表“适当放开博彩业”的观点了。他认为，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是国家鼓励二次财富分配政策出台的好机会，比如说适当放开博彩业，“中国现在既然有体彩、福彩，那也可以增加些教育彩票、扶贫彩票啊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林嘉马来表示，他所指的博彩业主要集中在公益彩票上，还有就是赛马、赛狗、斗鸡等项目，并将这些项目跟旅游结合在一起，形成另一种旅游文化。

　　但反对“赌球合法化”的人也不少。中国反赌球联盟牵头人任杰是坚决反对赌球合法化的，这也许是他个人的经历使然。而上海资深刑辩律师李小华，也认为现阶段将赌球合法化，起码是时机尚未成熟。而更多反对者担心的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正规的成熟稳定的职业联赛，此时先将赌球合法化，结果很难预料。在北京国安、成都五牛、深圳等多家足球队担任过主教练的资深教练郭瑞龙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问：“赌球合法化？中国足协准备好了吗？”

　　2001年，香港准备将赌球合法化时，作过民意调查，反对者占30%多，支持者占60%多，支持者是反对者的两倍。内地未作过这种调查，从新闻报道中看，媒体人士、法律人士多持支持态度，在足球从业者中，支持者也比反对者多。但在“赌球”“博彩”等说法上还是比较模糊，比如“赌博”与“彩票”往往未加区分，对足球博彩如何开放，也少有系统的探讨。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禁而难止的非法赌球

　　王薛红博士是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内华达大学商学院博彩管理专业、并回国专门从事博彩问题研究的专家。她曾经实习工作于美国Nugget赌场、英国国家彩票委员会，对国外博彩业有深入了解。她在2002年参与筹建了我国第一家专业博彩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并担任该所的执行所长。她还发起了“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年度国际学术会议，并推动在北京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公益事业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科。

　　2008年，王薛红带领其研究团队调查了31家网络赌博网站，包括北京、广东和海南等地。赌球网站一般采取层层代理抽取利润的方式运营，而“基层代理不仅肩负着发展客户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还要追讨赌债，于是，赌球网站的代理不可避免地与地下组织结合在一起”。在足球比赛日，北京的一个庄家一天的抽头在300万人民币左右。事实上，庄家在投注中，一般可以抽取2%到10%的佣金。依此类推，北京那个庄家一天的受注量至少有3000万人民币。在深圳暗访时看到，一次下注额都在100万人民币左右。

　　与合法彩票相比，地下赌球的产品线丰富，组织效率相对较高，刺激指数更是彩票无法比拟的。所以在产业规模和受欢迎程度上，都远远超过合法博彩。2008年，中国体彩和福彩的总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而地下非法赌资无法算出精准数额。“地上一千亿，地下一万亿”是王薛红给出的对比数据。“我到南方去调查，所有人都觉得我估的数字偏少了。”

　　这样的数据，也曾在《中国赌球狂潮》那本书中出现：“赌球狂潮已席卷全球，仅世界杯期间，全球的投注额就创出3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而且还不包括东南亚地区非法赌博集团所接受的地下投注。在中国，从香港、澳门到北京、上海，从沿海的广州、深圳到内陆其他地方，几乎凡是足球氛围较浓的城市，都是赌球较猖獗的地区。仅广东一省，世界杯期间的地下赌球投注额就有200亿元之巨；每个周末由香港流向澳门的赌球金额就高达几亿元。”

　　回望1970年，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有赌场，短短数十年间，没有赌场的国家竟变成了少数。受儒家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我国过去严格禁赌，但围绕中国赌客的博彩产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从广袤的俄罗斯边境，到邻近中国西北的中亚四国；从台湾的离岸赌场，到韩国的华克山庄，再到金三角地区的猛拉小城，一条博彩链条正环绕中国形成包围圈，其主要客源来自大陆。人口庞大、尚未开放赌博业的中国在国际赌博集团看来，简直就是一座金矿。

　　王薛红有一个语惊四座的观点，认为这次反赌风暴宣传力度这么大，很多以前不知道还能地下赌球的人这次知道了，也会加入到赌球的队伍，可能起到了反作用。在她看来，“严打”赌球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2005年，公安部曾发起“利剑行动”打击非法赌博，耗时一年半，却最终不了了之。之后，北京等地的棋牌室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在王薛红看来，地下赌球屡禁不止，首先因为惩罚机制不明确，我国刑法规定“赌博罪”的最高刑只有三年。其次，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国外博彩业被称为“朝阳产业”，而我国却长期得不到健康发展，刺激地下赌球发展。再次，赌球的法律界定不明，人们搞不清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

　　步履蹒跚的合法博彩

　　作为商业博彩的最大资金受益者，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博彩这块庞大的市场。1987年6月，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从荀贵中在石家庄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彩票，到2009年底席卷全国的打黑扫赌，22年间，中国博彩事业在谨小慎微中走过，逐渐形成了体彩和福彩并驾齐驱的局面，其间还爆发了“陕西宝马案”“深圳篡改案”等丑闻，使得中国彩票公信力在逐年下降。由于私彩泛滥和国际博彩业包围，中国彩票业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局，进一步放开合法彩票的尺度，成为行业中人讨论的重点之一。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在中国，博彩体系的主管部门是财政部，而彩票体系的两大执行部门，是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国体彩中心和民政部下辖的中国福彩中心。“就2009年来看，体彩中心一些产品被压制得不行，他们年底的会议正在总结经验教训。”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体育彩票销量首破500亿元大关，全年销售568亿元，而中国福利彩票为755亿元。但与非法赌博相比，这点销售额根本算不了什么。

　　民政、体育部门都是与财政部门平行的政府职能部门，彩票机构直接隶属于民政、体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无权对彩票机构的行政、人事、财务实行直接干预，发现彩票机构有违规行为，也只能提出批评，或请民政、体育行政部门或地方政府来解决。以西安体彩作弊案为例，按职责应由财政部门牵头进行查处，但实际上只能由陕西省政府负责查处。

　　目前彩票的监管机构和发行销售机构是分级的，隶属于不同级次的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和彩票机构，都会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来监管彩票市场，组织彩票销售，严重损害了中央彩票机构在发行彩票上的权威及彩票发行销售中的安全性。而且在现行公益金分配体制下，地方政府及下属财政部门和彩票机构在彩票发行销售中承担的责任大，所得的利益相对较小，于是不愿意多发行彩票，甚至对当地彩票发展采取抑制政策。

　　在王薛红的研究所里，每年都会召开一些省级彩票干部的培训项目，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王薛红认为是体制出了问题，本来是市场行为，却成了政府垄断发行。“这些人是干部，待个三五年就走，卖多卖少，跟他关系不大，体制决定了他们不去思考。”

　　除了不愿思考，更多的体彩工作人员还背负着道德压力。也是在这个“多事之冬”，黄健翔应邀去体彩中心的竞彩部门作了一次交流，那里的职员给他留下了奇怪的印象：“见不得人，都有点儿偷偷摸摸不好意思的样子，好像他们的项目是诱拐广大人民群众学坏似的。”

　　面对现实 是“疏”还是“堵”

　　“2003年11月，中国香港开放赌球，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击非法赌球。我相信继中国香港之后，内地也会逐渐放开限制，那种固定赔率的赌球也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产品。”王薛红预测道。

　　2010年1月前，中国足彩一直拒绝把中超纳入竞猜，相关官员接受采访时称中超不符合准入标准。直到今天，体彩中心仍然坚持只猜一流比赛的原则。目前我们确实难以立即对中国职业联赛进行竞猜，要想在合法环境下发展体育赛事竞猜，必须确保赛事和下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必须杜绝假球与黑哨，才能确保诚信度。下注的过程需要一个合理的商业安全系统，要设计出平衡发行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模式，保证这种竞猜的娱乐趣味性，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里面的难度很大。就算是目前实行合法赌球的很多国家与地区，在不少实施细则上也存在争议之处。

　　所以，目前最现实的举措是打击非法赌球系统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之间的幕后联系，同时通过网络、金融等手段封堵这些非法赌球集团的运营。不过，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我们必须研究非法赌球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正视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增加体育彩票的品种，尽早出台更加贴近消费者的博彩产品。

　　有人担心一旦放开博彩，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王薛红等人在美国就作过调查，他们对一群长期参与博彩的彩民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有5%的彩民有病态赌博的倾向，这部分人当中又有少数人因买彩沉溺赌博不能自拔而跳楼自杀、卖房子、卖老婆……这是一种精神疾病，需要专业的心理医生来指导，但人数只有5%。

　　在我国彩民中，中低收入人群居多，其实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买彩票的富人偏少，中低收入者居多。中国还有一个与各国不同的地方，就是流动人口买彩票的比例比较多，例如农民工群体。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而且彩票的门槛很低，两元一张，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承担得起。事实上，其中有个误区：买彩票并不是投资的行为，而是投机的行为。一直以来，没有一种正确的引导，因而导致一些中低收入者过度购彩的行为。

　　对政府、彩票发行机构来讲，他们有明确的责任对问题彩民给予相应的救助、资金的投入，对他们进行精神健康的指导。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并将它当成一个责任、义务。比如在彩票的零售网点上设一些警示语，或者是买彩的时候，销售人员也应给彩民作一些口头的提示，就像柜台上卖的烟盒上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一样。

　　王薛红等人希望，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一个彩监局、一个彩监会。彩监会负责制定规则规范，彩监局来发行。然后设立一个全国垂直的体系，就和现在的银监会、保监会一样。这样就可以避免目前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彩票发行局面，为中国博彩业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体制基础。

　　在境外赌博集团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的境况下，国外对非法赌博的严厉打击，以及对合法博彩业的有效规范管理，都值得我国借鉴。其中，在博彩立法上的长期博弈，更是精彩的看点。